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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文鑫:对电影《八佰》的一种理解

来源:本站 作者:wangtao 更新时间:2020-11-02 09:19:17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韩文鑫:对电影《八佰》的一种理解     英文标题: (1)When I become dust, y....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韩文鑫:对电影《八佰》的一种理解

 

 

英文标题:

1When I become dust, you will see my smile!(待我成尘时,你将见我的微笑!)

2I have no regrets in fighting for my ideal.(我不后悔为理想奋斗。)

 

内容摘要:

电影《八佰》的艺术构思,是建立在“旧我”毁灭到“新我”重生的宏观演绎上的,中心情节建构在一群小人物的内心转变上。“从小人物出发”的创作原则,也确立了电影“向内心挺进”的创作方向,这些前提性的安排是作品出现争议的直接诱因。历史的真实又退后了一个位次,虚构的人物丰满,真实的原型片面,“纪录感”的追求对传统叙事习惯造成冲击,“由内向外”的理念造成人物塑造的本质悖论,但这些都不能否定影片作为一个文艺项目所取得的综合成就,从思想上看,这部电影呼应了抗战历史的所有重大研究成果,从摄制上看,体现了中国电影的明显进步。

 

关键词:艺术构思  向内心挺进  小人物  纪录感  中国电影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坐在影院100多分钟,经历了一场强撼的情感体验。闭幕开灯的那一瞬间,我还记得心里的感觉。我这样的年龄,整个过程,没困,没尿点,没有不耐烦,相反,注意力很集中,一直追着剧情走,越到最后,越是大气儿都不喘。凭着这些反应,由个人观感出发,可以说这是一部好电影。网上影评如潮,反响空前。据说票房已过25亿,成功了,可喜可贺。反响热烈,内容方方面面,有谈文化的,有说历史的,有讨论电影的,有讲创作的,还有涉及到文化产业的。成功的因素很多,本文试图从剧本创作入手,进而对电影摄制相关问题进行粗浅探讨,以求教方家。

 

构思

 

首场遭遇战开始,老葫芦、小湖北、端午三人在残屋断墙内躲避日军马队追杀,活似躲雨。这一镜头之后,全屏打出一条字幕:“待我成尘时,你将见我的微笑!”。在情节正在紧张的生死关头,这条字幕能给观众的,只是一点点感觉,具体涵义,大多茫然。但它是解读这部电影的钥匙。

什么意思呢?

这是鲁迅散文集《野草》中的一句话。涵义的解读,有很多种,概括起来,一是牺牲者情怀的表述:为国牺牲,化为尘土,是我欣慰的事。就像影片中陈树生烈士的血书所言:舍生取义,儿所愿也!还有一种,是消灭旧我,诞生新我,改变人和社会,改变这个世界,实现新旧交替,于是“微笑”。

从来诗无达诂,更何况鲁迅的文章已有近百年历史。但可以相信,这句话,标示了《八佰》的创作方向。换言之,这句话,是全剧构思的关键。

每部作品,都有一个叫作“艺术构思”的东西。电影的叙述,是文学的表达。文学的表达不是写史,虽然这部电影“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”。它需要一个艺术构思,不是史学意义上的,而是立足于挖掘史实的构思。没有这个构思,史料就是史料,不能形成艺术作品。艺术构思包括作品叙事的框架,但它不等于框架,框架是机械的东西,而构思,是游走于框架中的灵魂、思想、感情、伦理、道德、主张、趣味、风格等等,是活的、有内在动力趋向的“流”,它推动人物的转变、剧情的发展、感情的酝酿和爆发。是一部作品内在的运动演绎机制,有了这个机制,史料和一切相关的成果就都成为可用的素材,按照内在的“流”的走向相应地安排使用。

电影《八佰》内在的“流”是什么?我理解是“旧我”的毁灭和“新我”的诞生,是民族灵魂的“涅槃”,是旧上海的过去,新上海的崛起,进而推及旧中国升级为新中国和中华民族从前现代走向现代。在这个“流”的趋动下,剧中的端午,由一个不肯杀人的农民,最终成为牺牲在战场的战士,羊拐、老铁从逃避战斗,到拿起武器慷慨赴死,老算盘在逃跑路上,眼含热泪,记者方兴文在生死关头,抢回的不是胶片和摄影机,而是跳楼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陈树生的血书和羊拐的遗物。类似的转变还体现在苏州河两岸不同阶级、不同群体、不同身份的很多人身上。众人心中,升腾起家国情怀和民族感情。中国人有了“国家意识”,在此之前,这个意识的替代者,是“天下”意识。

1840年以来的中国史,有多少不堪回首的镜头,但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巨大财富。影片定格在谢晋元和战士们撤桥战斗的烟尘中。当镜头由四行仓库摇起,新的上海城呈现在观众面前,那一刻,让人深深地感到,“旧我”告别的艰难,“新我”重生的不易。待“我”成尘时,我虽欣慰,却没有心情“微笑”!

循着“旧我”到“新我”的思路,一部作品的完整性有了保证。影片最后,今天的上海城,不是事件发生地的交待,也不是对观众沉重情绪的宽慰,它是全片思想表达的收束,是完美棋局的最后一枚官子。

 

人物

 

一部电影的完成,由“创作”和“工作”两部分组成。找钱,看资料,弄清史实,搭建布景,约谈演员,拉班子,管起吃喝拉撒等等,这是“工作”。建什么样的布景,设计什么样的人物,人物的性格,遭遇,心理变化,精神操守等等的设计和发现、模拟,这是“创作”。电影生产,“工作”服务于“创作”。

《八佰》“创作”的主要矛盾是“从小人物出发”。

编剧葛瑞说:2010年,导演管虎想做《八佰》,定下一个大原则 ,一直没变的大原则,“从小人物出发。”群像定下来,小人物定下来,接着“不断调整,不断变化,不断磨合……”

片名叫《八佰》,早年台港版同一题材的电影,片名叫《八佰壮士》。《八佰》何以不是《八百》?多了一个立人旁,背后的意思应该是“写人”。而《八佰壮士》,中心词是“壮士。”

因为“从小人物出发”,镜头的近景都给了名不见经传的他们。观众最先认识的是老葫芦、小湖北、端午,接着是老算盘、羊拐和老铁,而四行仓库保卫战历史中的真实人物,谢晋元、上官、陈树生等,大多成了背景人物。甚至“国军(也)只是小人物的背景。”

饰演小人物的都是大牌演员。在我这个年龄段的观众眼里,刘晓庆、马精武、侯勇、黄志忠、姜武、张译、李晨、姚晨、黄晓明、辛柏青、梁静这样的演员,都是大牌。查到的资料显示,欧豪、王千源、杜淳、郑恺、俞灏明、余皑磊这些我不熟悉的名字和面孔,在当今的影视界也都赫赫大名。用在小人物身上的阵容,足见电影在这个方向的用了多大的劲。

最佳视点基本聚焦在小人物身上,用新闻语言讲,片中进行了大量的“侧面报道”,难得的几处“正面报道”,即便是跳楼爆破这样纯粹的壮举,镜头也着眼于细部和战场侧面,甚至还有“反面报道”,比如辛柏青饰演的记者方兴文,在战场两边搞情报的相关情节。小人物的戏多,我的电影经验告诉我,老在镜头前面晃的那几个人,就是主人公,一场电影下来,能让人记住形象和情节的人物,就是这部电影要塑造的“形象”。《八佰》看下来,记住了哪些形象呢?说良心话,都是“不咋着”的人物。榜样作用在哪里?审美还是审丑?

“创作”力量集中在小人物身上,作为一条“一直没变”的原则坚持始终,我想,目的在于解剖、揭示、分析、发掘、发现。这组人物,是编创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解读,对当年那一代人内心的理解的产物。

老葫芦叔侄三人,是直到打仗都想着收晚稻的农民,他们被拉上战场,和被工业化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作战。从家到国,从内到外,都没有战争的准备。在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的时候,这个族群落后的岂止是一点半点。披着蓑衣,戴着斗笠,端着汉阳造,发现敌人,大声喊“叔”,这样的军队,还有半只脚在大清朝那边没迈过来。

老葫芦一心想逃,结果稀里糊涂被日军俘虏,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。最后关头,嘶声惨叫:一定要把小湖北带回家!

老葫芦的内心没有“转变”,死得不明不白。转变在端午和小湖北身上不同程度发生。战友的牺牲和战斗,苏州河对岸民众的呼喊,个人的遭遇,让端午成为勇武的战士,最后时刻虽然惨烈,牺牲却很光荣。小湖北的最后时刻,则写出了民族灵魂深处的觉醒:团座,小时候太爷就讲,祖宗的江山,被外人占了,后代子孙没有一个抗争的,不该呢!现在,日本人来了,我再跑,不该吧!

回想全片,所有的小人物,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。这是影片“创作”的重要抓手。

 

写意

 

上世纪80年代以后,“向内心世界挺进”已经成为潮流。这个转折的动因及走向,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。其广泛影响,使得作家编剧导演们,越来越“向内”看,“文学需要向内心世界挺进,需要表现灵魂的深,实际上还关乎文学的当代品质。……文学要在影视技术已经普及的现代世界继续赢得读者,就要向内转,向表现人的内心经验挺进。……第一流作家,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语言表现日常经验世界逼真性的传统,把语言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能力推进到不可思议的地步。……如果说,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文学的‘正统’,那么现代小说所代表的朝向内心挺进的新传统,无疑就是‘正统’,它是纯粹的文学,是对人的感情和经验无可替代的表达。人的隐蔽的心理过程的充分展开与描写。”

小说创作的影响,必然波及到电影戏剧的剧本创作。在《八佰》影片的很多宣传中,都能见到“管虎导演善长的就是塑造小人物。”着力于小人物,与着眼于大人物的区别在于,过去的创作是“由外向内”,而现在则要“由内向外。”

比如《八佰壮士》。片中真实的历史人物谢晋元,是绝对的男一号,整个剧情发展、人物设定都是围绕这个人物来进行的,所有的英勇行为,智胆双全之举,豪言壮语、光辉形象,一律加持给一号人物。人物的言行,是对外在压力的反应。“谢晋元”承受的压力,都来自外在,在整个国家被异族侵略的总背景下,他和团队的所有行为都是被动的,是对外在侵掠的抗争。看电影,就像打开包袱,由外向内,最终见识主人公的精神和品格。由外向内,前提是尊重史实的规定性,上海、国家的苦难,在四行仓库演变为谢晋元和他的战友们肩上的担子,于是,个人的壮举就具备了“为国家”的价值。片中要交待淞沪抗战的简要过程,交待四行仓库保卫战的“重大意义”,因为这样的重大意义,谢晋元为中心的主人公们,就都是在做有“重大意义”的事情,人为英雄,事为壮举。剧情中,谢晋元妻儿的戏贯穿始终,这当然是从另一个侧面,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,塑造英雄的高大形象。为形象塑造所需,就要规避一些对英雄人物不利的内容,好话多说,坏话不说。

《八佰》的人物创作,是“由内向外”的。

一组小人物,是虚构出来的,无中生有的。怎么虚构呢?——“把你扔在1937年的淞沪战场上,你能干什么?你敢干什么?”

由内向外,塑造小人物,没有对大人物、真实人物的顾忌,虚构的嘛,尽可说说坏话,从而“全面深入”地揭示内心。人的内心有阳光,也有晦暗,这就让我们看见了人心深处的诸多不堪。编导得到了解放,无中生有的事,尽可放开手脚,想象的空间任尔驰骋。老算盘从头到尾也没打一枪,最后成功逃跑,他居然也在四行仓库混过一回,最后没有获得勋章,实在是创作者手下留情。端午面对杀了叔叔老葫芦的仇敌,却不肯开枪,声称“我就是一个种地的,”这也和抗战的大背景存有距离,至于羊拐、老铁这样的人物,起初就没打算把他们写成英雄。若把苏州河两岸各色人等一一列出,给观众留下印象的有流氓、赌场老板、大学教授、市井妇女,街头小贩,记者兼汉奸,青年童子军,戏班班主,歌女,等等等等,创作者的最初想法,是把这些人物的内心,不同程度地展示出来。写内心的什么东西?编剧葛瑞说:“这部电影不是人到英雄的过程,而是一帮‘畜牲’到人的过程。”影片开始,就是一只老鼠出洞,故事从老鼠的视角讲起。“从小人物出发”,“小”至一只老鼠。

由内向外的创作,放弃了史实对剧情的外在规定性。

台港版《八佰壮士》写到了“铁拳计划”、杜月笙帮助撤退晋元家眷、杭州湾登陆等事件,对淞沪抗战的主要阶段均有必要交待,剧情顾及到了史实的外在规定,讲述历史事件,塑造英雄,这是它的目的。

《八佰》专注于小人物的内心,史实又退后了一个位次。毫无疑问,端午、老算盘这些人物,都是假的。文艺表达,无不发自创作者内心。作家编剧写人物,都是在本质地写自己。要知道,端午、老算盘、羊拐、老铁、小湖北,他们在片中的每一句话,都不是“他们”说出来的,而是从葛瑞、管虎的脑袋里琢磨出来的。片中的“小人物”是四行仓库保卫战时的小人物吗?不是,而是今天的小人物,假定在当年的情境之中,恍如一场真实的“穿越”。“端午”其实不是端午,“老算盘”也不是老算盘,“小人物”自然不是这个小人物,这就是剧本创作“由小人物出发”,“由内向外”的创作原则所引发的悖论。

片中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。毕竟70多年过去了,时间的距离,创作理念的更替,让影片和历史的真实距离越来越远。

文艺创作的目的,还是要呈现一份“真实”。那么,《八佰》给了观众哪些“真”呢?

小人物的内心转变是“真”的,这个“真”是写意的,不是写实的,它不等于“准”。在这个前提之下,才更易于理解影片的表达。人处困境,当有反应。端午被动地进入四行仓库,有新仇在身尚且不肯开枪杀敌,这是一个不肯转变的农民。短短几天,亲睹了叔叔的惨死、战友的牺牲、苏州河对岸的呼喊,高压和呼唤之下,一个农民转变为一个战士。这是见诸史籍的,那个年代中很多类似经历的农民的身世和遭遇。小湖北跟着叔叔哥哥,本想“来上海看看”,结果想看的没看着,不想看的来了一大堆。不谙世事的孩子,用几天的时间,亲历了一部加强版的历史事件,在影片的最后,他和谢晋元说的一段话,体现了一个少年非常朴素的认知,一个小人物非常重大的转变。兵油子羊拐、瓜怂老铁最终走上了最后的抗争,完成了内心的转变。老算盘成功逃跑,在苏州河对岸,穿上了记者方兴文的风衣,徘徊在人群之中,看着战友们冒着枪弹艰难撤桥,他还是不敢参加抗争,但他的眼含泪水,去留难决,这也是一种转变。方兴文和官兵一起撤桥,在枪林弹雨之中的选择,是一个知识人的价值观的转变。

具体情境中的内心反应是真实的。人非草木,孰能无情!促使小人物转变的,是具体情境中的具体情感。什么都可以虚构,唯有情感最难虚构。这部分创作成果如何,要看剧场反映。成功的文艺作品,无不是很好地完成了情感的传递。不同的观众,反映程度或有不同,但我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得电影《八佰》闭幕开灯的那一瞬间,积郁在心中的那份感受!有人说流了泪,有人说心里沉重,有人说……情感效应是检验电影的一把尺子,它在每一位观众的心里。

 

摄制

 

以我个人的观影经验,《血战台儿庄》、《大决战》之后,华语战争片实在乏善可陈!至今还记得一部得了大奖的电影,对面过来一道人墙,这边水冷重机枪不间断地突突,却没见几个倒下的人。都说抗战期间,日军战力超越中国军队,却总能见到中国军人以一当十,痛杀鬼子。更不要说把活生生的人当成纸片一撕就碎的“经典。”一部电影,看不见生活气息,看不到时代元素,民间元素,就失去了看下去的耐心。再贫穷的人,衣着也光鲜得如现实中的财主家人,再棚户的街道,都干净得像爱国卫生委员会刚刚组织过清扫,这样的摄制组,不是没钱,就是不懂。

《八佰》在这方面有了巨大进步。虽然上海城冒出的销烟,活似斯大林格勒上空的缩小版,缺少中国元素的战后街景、仰面朝天的塑像、雨中的乌鸦立即让人想起美国大片《兵临城下》;虽然老葫芦挨了一刺刀,血流有点像自来水管暴裂,虽然创作上确实存在小人物丰满,历史人物苍白的问题,但是,窗口战斗,国军、日军兵士和军官的素养,都有上佳打造。剧中人物形象基本附合观众印象中的那个时代。现代生活养就的白胖子没有出现。据说,摄制组对群众演员都进行了针对性培训。炸膛了一门水冷重机枪,德械师用中正式,杂牌军操汉阳造,有网友说:“很讲究了!”

说是烂片,是别有用心的。电影从剧本创作、演员表演、拍摄和后期制作、最后的商业推宣,是系统工程。制片、导演要有企业家的本事,艺术家的才能。综合整个电影效果,功夫下得够深!总体看,《八佰》是近年来,华语影坛一部上佳的战争片,从中能够看到中国战争影片的进步。

影片风格,是有教训的。葛瑞说:写《八佰》,某种意义上是写一部“纪录片”。当然,并不是要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,而是表达一种“纪录感”。“不是那种从外到内地去写一些矛盾冲突,而是从内到外地去生发出来。”

所谓的纪录感风格,更象是各种创作力量碰撞挤兑的结果。开头的黑白境头,出现了历史文献中的中共领导形象,后面的叙事则出现了一些支离,人物主次不清,开篇在端午身上用力较多,端午却死得过早,接下来,羊拐故事没少写,最终,又怎么也绕不开谢晋元。老算盘的前后算比较完整,而最终羊拐、小湖北、老铁干脆就走向敌人阵地了事。如果这些都归结到“纪录感”上,那么,那个鬼谷子机关呢?有点随性了。不知道这是否与影片终审“最后的剪辑”有关系。如果是,也只能认命了。

纪录片艺术起来,靠的是味道。这个味道在《八佰》中不太够!

这部电影应该在华语电影战争片历史上据有一席之地,得分当在80分以上。

人们高度关注着影片的票房,这当然有道理。谁和钱过不去呢!对于商业的成功,有人归功于疫情的因素、时代的因素、两岸形势的因素、人们心理的因素等等,但我以为,商业的成功,首先要归功于艺术的成功。没有电影,什么成功都不会有。10年做成一部《八佰》,管虎的导演成绩又上了一个台阶。

 

主题

 

看过电影,内心很沉重。沉重首先来自人物。因为是一群小人物,作为小人物的“我们”,感同身受。

其次,来自历史。说四行仓库保卫战是一场“秀”,这是不负责任的轻巧话。用400多个生命去演一场“秀”,当局确实“昏庸”。但是,如果系统了解抗战历史,就不难明白,以当时政府的格局和能力,这场保卫战,是没办法的办法。何以至此?难以接受啊!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一败再败。甲午战争,泱泱大国败给蕞尔小邦,懵懂,费解。直到抗日战争全面暴发,中国人才开始明白:不是坐天下的问题,这是异族的侵掠。但这还不是答案的全部。

一百多年过去,中日历史上的纠葛已经成为一门学问,成果汗牛充栋。《八佰》呼应了近百年的反思!葛瑞2014年夏天正式接触《八佰》项目,2015年一年,“处于没有工作的状态,又是工作特别满的一年”。看资料,谈构想,在四行仓库现场体验情境,向爷爷了解战争体验。体现在剧本中,无一处闲笔的片头,就说明了创作是立足于抗战历史研究成果之上的。

湖北保安团是应国民政府的要求守上海的。“守不守得住,就看你们了。……你们是湖北保安团的脸面……”——由士兵抬着行军的长官坐在轿椅上,这样向在玉米地里艰难行军的队伍训话。士兵们则边行边诵:……第九,敬重尊长,第十,爱惜物命,……善不积,不足以成名。大战即将开始,队伍中却有人说:晚稻都熟了,你们怎么还不着急回去……端午发现了日军,情急之下,他喊的是:叔,快跑!

一剧的开头,常常最能看出创作准备的厚薄和创作意图远近。直到字幕打出:待我成尘时,你将见我的微笑!影片的历史氛围和情境完成得即稳妥又漂亮。这个片头,信息量巨大。守上海,是为脸面,而非为抗战保国;统兵的意识形态还是忠孝节义、礼义廉耻、积德行善,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这一基本真相尚且不明,更没有告知上阵用命的士兵;生死关头,还在想收晚稻的事情,这是“谁坐天下我都一样交皇粮”的农民;发现敌人,不喊班长却喊叔叔,部队建制还停留在曾国藩的湘军时期。凡此种种,诸多不堪,结尾处,谢晋元一句:我们的民族病了!其实难以全面概述。

特派员最后说:……我们的国家,会记住你们所做的这一切,你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,这是我心里的真实所想。——“真正的中国人”,这样的评价,实在让人觉得没有使上劲。但是,把这个定语做些类比,就会发现,这也是唯一能使上劲的话。“真正的”对应的反义词,是虚假的,虚伪的,延伸出去,还可以囊括软弱的、无价值的等等。这个“真正的”,涵义肯定不是指血统的纯粹,我想,他所指向的是一个人的份量。称一盘子苹果,秤盘上有压秤的,有填秤的。真正打动买主的一定是压秤的那几个。人群中也有压秤的,更多是填秤的。四行仓库的守卫者们,当然都是压秤的,是那个年代,中国人中起关键作用的中坚。压秤的对应填秤的,“小人物”反衬“大人物”,这是对小人物内心的另一种揭示,是对大人物的另一种角度的塑造。

一部电影,中日历史问题的诸多思考,中日文化差异、工业打农业、现代和前现代、传统的继承等等,大多触及到了。这是影片的思想深刻处,品质厚重处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209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注释:

①《罪与文学》序言 刘再复、林岗 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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