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文鑫：对电影《八佰》的一种理解
英文标题：
（1）When I become dust, you will see my smile!（待我成尘时，你将见我的微笑！）
（2）I have no regrets in fighting for my ideal.（我不后悔为理想奋斗。）
内容摘要:
电影《八佰》的艺术构思，是建立在“旧我”毁灭到“新我”重生的宏观演绎上的，中心情节建构在一群小人物的内心转变上。“从小人物出发”的创作原则，也确立了电影“向内心挺进”的创作方向，这些前提性的安排是作品出现争议的直接诱因。历史的真实又退后了一个位次，虚构的人物丰满，真实的原型片面，“纪录感”的追求对传统叙事习惯造成冲击，“由内向外”的理念造成人物塑造的本质悖论，但这些都不能否定影片作为一个文艺项目所取得的综合成就，从思想上看，这部电影呼应了抗战历史的所有重大研究成果，从摄制上看，体现了中国电影的明显进步。
关键词：艺术构思 向内心挺进 小人物 纪录感 中国电影
坐在影院100多分钟，经历了一场强撼的情感体验。闭幕开灯的那一瞬间，我还记得心里的感觉。我这样的年龄，整个过程，没困，没尿点，没有不耐烦，相反，注意力很集中，一直追着剧情走，越到最后，越是大气儿都不喘。凭着这些反应，由个人观感出发，可以说这是一部好电影。网上影评如潮，反响空前。据说票房已过25亿，成功了，可喜可贺。反响热烈，内容方方面面，有谈文化的，有说历史的，有讨论电影的，有讲创作的，还有涉及到文化产业的。成功的因素很多，本文试图从剧本创作入手，进而对电影摄制相关问题进行粗浅探讨，以求教方家。
构思
首场遭遇战开始，老葫芦、小湖北、端午三人在残屋断墙内躲避日军马队追杀，活似躲雨。这一镜头之后，全屏打出一条字幕：“待我成尘时，你将见我的微笑！”。在情节正在紧张的生死关头，这条字幕能给观众的，只是一点点感觉，具体涵义，大多茫然。但它是解读这部电影的钥匙。
什么意思呢？
这是鲁迅散文集《野草》中的一句话。涵义的解读，有很多种，概括起来，一是牺牲者情怀的表述：为国牺牲，化为尘土，是我欣慰的事。就像影片中陈树生烈士的血书所言：舍生取义，儿所愿也！还有一种，是消灭旧我，诞生新我，改变人和社会，改变这个世界，实现新旧交替，于是“微笑”。
从来诗无达诂，更何况鲁迅的文章已有近百年历史。但可以相信，这句话，标示了《八佰》的创作方向。换言之，这句话，是全剧构思的关键。
每部作品，都有一个叫作“艺术构思”的东西。电影的叙述，是文学的表达。文学的表达不是写史，虽然这部电影“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”。它需要一个艺术构思，不是史学意义上的，而是立足于挖掘史实的构思。没有这个构思，史料就是史料，不能形成艺术作品。艺术构思包括作品叙事的框架，但它不等于框架，框架是机械的东西，而构思，是游走于框架中的灵魂、思想、感情、伦理、道德、主张、趣味、风格等等，是活的、有内在动力趋向的“流”，它推动人物的转变、剧情的发展、感情的酝酿和爆发。是一部作品内在的运动演绎机制，有了这个机制，史料和一切相关的成果就都成为可用的素材，按照内在的“流”的走向相应地安排使用。
电影《八佰》内在的“流”是什么？我理解是“旧我”的毁灭和“新我”的诞生，是民族灵魂的“涅槃”，是旧上海的过去，新上海的崛起，进而推及旧中国升级为新中国和中华民族从前现代走向现代。在这个“流”的趋动下，剧中的端午，由一个不肯杀人的农民，最终成为牺牲在战场的战士，羊拐、老铁从逃避战斗，到拿起武器慷慨赴死，老算盘在逃跑路上，眼含热泪，记者方兴文在生死关头，抢回的不是胶片和摄影机，而是跳楼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陈树生的血书和羊拐的遗物。类似的转变还体现在苏州河两岸不同阶级、不同群体、不同身份的很多人身上。众人心中，升腾起家国情怀和民族感情。中国人有了“国家意识”，在此之前，这个意识的替代者，是“天下”意识。
1840年以来的中国史，有多少不堪回首的镜头，但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巨大财富。影片定格在谢晋元和战士们撤桥战斗的烟尘中。当镜头由四行仓库摇起，新的上海城呈现在观众面前，那一刻，让人深深地感到，“旧我”告别的艰难，“新我”重生的不易。待“我”成尘时，我虽欣慰，却没有心情“微笑”！
循着“旧我”到“新我”的思路，一部作品的完整性有了保证。影片最后，今天的上海城，不是事件发生地的交待，也不是对观众沉重情绪的宽慰，它是全片思想表达的收束，是完美棋局的最后一枚官子。
人物
一部电影的完成，由“创作”和“工作”两部分组成。找钱，看资料，弄清史实，搭建布景，约谈演员，拉班子，管起吃喝拉撒等等，这是“工作”。建什么样的布景，设计什么样的人物，人物的性格，遭遇，心理变化，精神操守等等的设计和发现、模拟，这是“创作”。电影生产，“工作”服务于“创作”。
《八佰》“创作”的主要矛盾是“从小人物出发”。
编剧葛瑞说：2010年，导演管虎想做《八佰》，定下一个大原则 ，一直没变的大原则，“从小人物出发。”群像定下来，小人物定下来，接着“不断调整，不断变化，不断磨合……”
片名叫《八佰》，早年台港版同一题材的电影，片名叫《八佰壮士》。《八佰》何以不是《八百》？多了一个立人旁，背后的意思应该是“写人”。而《八佰壮士》，中心词是“壮士。”
因为“从小人物出发”，镜头的近景都给了名不见经传的他们。观众最先认识的是老葫芦、小湖北、端午，接着是老算盘、羊拐和老铁，而四行仓库保卫战历史中的真实人物，谢晋元、上官、陈树生等，大多成了背景人物。甚至“国军（也）只是小人物的背景。”
饰演小人物的都是大牌演员。在我这个年龄段的观众眼里，刘晓庆、马精武、侯勇、黄志忠、姜武、张译、李晨、姚晨、黄晓明、辛柏青、梁静这样的演员，都是大牌。查到的资料显示，欧豪、王千源、杜淳、郑恺、俞灏明、余皑磊这些我不熟悉的名字和面孔，在当今的影视界也都赫赫大名。用在小人物身上的阵容，足见电影在这个方向的用了多大的劲。
最佳视点基本聚焦在小人物身上，用新闻语言讲，片中进行了大量的“侧面报道”，难得的几处“正面报道”，即便是跳楼爆破这样纯粹的壮举，镜头也着眼于细部和战场侧面，甚至还有“反面报道”，比如辛柏青饰演的记者方兴文，在战场两边搞情报的相关情节。小人物的戏多，我的电影经验告诉我，老在镜头前面晃的那几个人，就是主人公，一场电影下来，能让人记住形象和情节的人物，就是这部电影要塑造的“形象”。《八佰》看下来，记住了哪些形象呢？说良心话，都是“不咋着”的人物。榜样作用在哪里？审美还是审丑？
“创作”力量集中在小人物身上，作为一条“一直没变”的原则坚持始终，我想，目的在于解剖、揭示、分析、发掘、发现。这组人物，是编创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解读，对当年那一代人内心的理解的产物。
老葫芦叔侄三人，是直到打仗都想着收晚稻的农民，他们被拉上战场，和被工业化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作战。从家到国，从内到外，都没有战争的准备。在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的时候，这个族群落后的岂止是一点半点。披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端着汉阳造，发现敌人，大声喊“叔”，这样的军队，还有半只脚在大清朝那边没迈过来。
老葫芦一心想逃，结果稀里糊涂被日军俘虏，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。最后关头，嘶声惨叫：一定要把小湖北带回家！
老葫芦的内心没有“转变”，死得不明不白。转变在端午和小湖北身上不同程度发生。战友的牺牲和战斗，苏州河对岸民众的呼喊，个人的遭遇，让端午成为勇武的战士，最后时刻虽然惨烈，牺牲却很光荣。小湖北的最后时刻，则写出了民族灵魂深处的觉醒：团座，小时候太爷就讲，祖宗的江山，被外人占了，后代子孙没有一个抗争的，不该呢！现在，日本人来了，我再跑，不该吧！
回想全片，所有的小人物，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。这是影片“创作”的重要抓手。
写意
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“向内心世界挺进”已经成为潮流。这个转折的动因及走向，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。其广泛影响，使得作家编剧导演们，越来越“向内”看，“文学需要向内心世界挺进，需要表现灵魂的深，实际上还关乎文学的当代品质。……文学要在影视技术已经普及的现代世界继续赢得读者，就要向内转，向表现人的内心经验挺进。……第一流作家，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语言表现日常经验世界逼真性的传统，把语言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能力推进到不可思议的地步。……如果说，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文学的‘正统’，那么现代小说所代表的朝向内心挺进的新传统，无疑就是‘正统’，它是纯粹的文学，是对人的感情和经验无可替代的表达。人的隐蔽的心理过程的充分展开与描写。”
小说创作的影响，必然波及到电影戏剧的剧本创作。在《八佰》影片的很多宣传中，都能见到“管虎导演善长的就是塑造小人物。”着力于小人物，与着眼于大人物的区别在于，过去的创作是“由外向内”，而现在则要“由内向外。”
比如《八佰壮士》。片中真实的历史人物谢晋元，是绝对的男一号，整个剧情发展、人物设定都是围绕这个人物来进行的，所有的英勇行为，智胆双全之举，豪言壮语、光辉形象，一律加持给一号人物。人物的言行，是对外在压力的反应。“谢晋元”承受的压力，都来自外在，在整个国家被异族侵略的总背景下，他和团队的所有行为都是被动的，是对外在侵掠的抗争。看电影，就像打开包袱，由外向内，最终见识主人公的精神和品格。由外向内，前提是尊重史实的规定性，上海、国家的苦难，在四行仓库演变为谢晋元和他的战友们肩上的担子，于是，个人的壮举就具备了“为国家”的价值。片中要交待淞沪抗战的简要过程，交待四行仓库保卫战的“重大意义”，因为这样的重大意义，谢晋元为中心的主人公们，就都是在做有“重大意义”的事情，人为英雄，事为壮举。剧情中，谢晋元妻儿的戏贯穿始终，这当然是从另一个侧面，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，塑造英雄的高大形象。为形象塑造所需，就要规避一些对英雄人物不利的内容，好话多说，坏话不说。
《八佰》的人物创作，是“由内向外”的。
一组小人物，是虚构出来的，无中生有的。怎么虚构呢？——“把你扔在1937年的淞沪战场上，你能干什么？你敢干什么？”
由内向外，塑造小人物，没有对大人物、真实人物的顾忌，虚构的嘛，尽可说说坏话，从而“全面深入”地揭示内心。人的内心有阳光，也有晦暗，这就让我们看见了人心深处的诸多不堪。编导得到了解放，无中生有的事，尽可放开手脚，想象的空间任尔驰骋。老算盘从头到尾也没打一枪，最后成功逃跑，他居然也在四行仓库混过一回，最后没有获得勋章，实在是创作者手下留情。端午面对杀了叔叔老葫芦的仇敌，却不肯开枪，声称“我就是一个种地的，”这也和抗战的大背景存有距离，至于羊拐、老铁这样的人物，起初就没打算把他们写成英雄。若把苏州河两岸各色人等一一列出，给观众留下印象的有流氓、赌场老板、大学教授、市井妇女，街头小贩，记者兼汉奸，青年童子军，戏班班主，歌女，等等等等，创作者的最初想法，是把这些人物的内心，不同程度地展示出来。写内心的什么东西？编剧葛瑞说：“这部电影不是人到英雄的过程，而是一帮‘畜牲’到人的过程。”影片开始，就是一只老鼠出洞，故事从老鼠的视角讲起。“从小人物出发”，“小”至一只老鼠。
由内向外的创作，放弃了史实对剧情的外在规定性。
台港版《八佰壮士》写到了“铁拳计划”、杜月笙帮助撤退晋元家眷、杭州湾登陆等事件，对淞沪抗战的主要阶段均有必要交待，剧情顾及到了史实的外在规定，讲述历史事件，塑造英雄，这是它的目的。
《八佰》专注于小人物的内心，史实又退后了一个位次。毫无疑问，端午、老算盘这些人物，都是假的。文艺表达，无不发自创作者内心。作家编剧写人物，都是在本质地写自己。要知道，端午、老算盘、羊拐、老铁、小湖北，他们在片中的每一句话，都不是“他们”说出来的，而是从葛瑞、管虎的脑袋里琢磨出来的。片中的“小人物”是四行仓库保卫战时的小人物吗？不是，而是今天的小人物，假定在当年的情境之中，恍如一场真实的“穿越”。“端午”其实不是端午，“老算盘”也不是老算盘，“小人物”自然不是这个小人物，这就是剧本创作“由小人物出发”，“由内向外”的创作原则所引发的悖论。
片中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。毕竟70多年过去了，时间的距离，创作理念的更替，让影片和历史的真实距离越来越远。
文艺创作的目的，还是要呈现一份“真实”。那么，《八佰》给了观众哪些“真”呢？
小人物的内心转变是“真”的，这个“真”是写意的，不是写实的，它不等于“准”。在这个前提之下，才更易于理解影片的表达。人处困境，当有反应。端午被动地进入四行仓库，有新仇在身尚且不肯开枪杀敌，这是一个不肯转变的农民。短短几天，亲睹了叔叔的惨死、战友的牺牲、苏州河对岸的呼喊，高压和呼唤之下，一个农民转变为一个战士。这是见诸史籍的，那个年代中很多类似经历的农民的身世和遭遇。小湖北跟着叔叔哥哥，本想“来上海看看”，结果想看的没看着，不想看的来了一大堆。不谙世事的孩子，用几天的时间，亲历了一部加强版的历史事件，在影片的最后，他和谢晋元说的一段话，体现了一个少年非常朴素的认知，一个小人物非常重大的转变。兵油子羊拐、瓜怂老铁最终走上了最后的抗争，完成了内心的转变。老算盘成功逃跑，在苏州河对岸，穿上了记者方兴文的风衣，徘徊在人群之中，看着战友们冒着枪弹艰难撤桥，他还是不敢参加抗争，但他的眼含泪水，去留难决，这也是一种转变。方兴文和官兵一起撤桥，在枪林弹雨之中的选择，是一个知识人的价值观的转变。
具体情境中的内心反应是真实的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！促使小人物转变的，是具体情境中的具体情感。什么都可以虚构，唯有情感最难虚构。这部分创作成果如何，要看剧场反映。成功的文艺作品，无不是很好地完成了情感的传递。不同的观众，反映程度或有不同，但我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得电影《八佰》闭幕开灯的那一瞬间，积郁在心中的那份感受！有人说流了泪，有人说心里沉重，有人说……情感效应是检验电影的一把尺子，它在每一位观众的心里。
摄制
以我个人的观影经验，《血战台儿庄》、《大决战》之后，华语战争片实在乏善可陈！至今还记得一部得了大奖的电影，对面过来一道人墙，这边水冷重机枪不间断地突突，却没见几个倒下的人。都说抗战期间，日军战力超越中国军队，却总能见到中国军人以一当十，痛杀鬼子。更不要说把活生生的人当成纸片一撕就碎的“经典。”一部电影，看不见生活气息，看不到时代元素，民间元素，就失去了看下去的耐心。再贫穷的人，衣着也光鲜得如现实中的财主家人，再棚户的街道，都干净得像爱国卫生委员会刚刚组织过清扫，这样的摄制组，不是没钱，就是不懂。
《八佰》在这方面有了巨大进步。虽然上海城冒出的销烟，活似斯大林格勒上空的缩小版，缺少中国元素的战后街景、仰面朝天的塑像、雨中的乌鸦立即让人想起美国大片《兵临城下》；虽然老葫芦挨了一刺刀，血流有点像自来水管暴裂，虽然创作上确实存在小人物丰满，历史人物苍白的问题，但是，窗口战斗，国军、日军兵士和军官的素养，都有上佳打造。剧中人物形象基本附合观众印象中的那个时代。现代生活养就的白胖子没有出现。据说，摄制组对群众演员都进行了针对性培训。炸膛了一门水冷重机枪，德械师用中正式，杂牌军操汉阳造，有网友说：“很讲究了！”
说是烂片，是别有用心的。电影从剧本创作、演员表演、拍摄和后期制作、最后的商业推宣，是系统工程。制片、导演要有企业家的本事，艺术家的才能。综合整个电影效果，功夫下得够深！总体看，《八佰》是近年来，华语影坛一部上佳的战争片，从中能够看到中国战争影片的进步。
影片风格，是有教训的。葛瑞说：写《八佰》，某种意义上是写一部“纪录片”。当然，并不是要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，而是表达一种“纪录感”。“不是那种从外到内地去写一些矛盾冲突，而是从内到外地去生发出来。”
所谓的纪录感风格，更象是各种创作力量碰撞挤兑的结果。开头的黑白境头，出现了历史文献中的中共领导形象，后面的叙事则出现了一些支离，人物主次不清，开篇在端午身上用力较多，端午却死得过早，接下来，羊拐故事没少写，最终，又怎么也绕不开谢晋元。老算盘的前后算比较完整，而最终羊拐、小湖北、老铁干脆就走向敌人阵地了事。如果这些都归结到“纪录感”上，那么，那个鬼谷子机关呢？有点随性了。不知道这是否与影片终审“最后的剪辑”有关系。如果是，也只能认命了。
纪录片艺术起来，靠的是味道。这个味道在《八佰》中不太够！
这部电影应该在华语电影战争片历史上据有一席之地，得分当在80分以上。
人们高度关注着影片的票房，这当然有道理。谁和钱过不去呢！对于商业的成功，有人归功于疫情的因素、时代的因素、两岸形势的因素、人们心理的因素等等，但我以为，商业的成功，首先要归功于艺术的成功。没有电影，什么成功都不会有。10年做成一部《八佰》，管虎的导演成绩又上了一个台阶。
主题
看过电影，内心很沉重。沉重首先来自人物。因为是一群小人物，作为小人物的“我们”，感同身受。
其次，来自历史。说四行仓库保卫战是一场“秀”，这是不负责任的轻巧话。用400多个生命去演一场“秀”，当局确实“昏庸”。但是，如果系统了解抗战历史，就不难明白，以当时政府的格局和能力，这场保卫战，是没办法的办法。何以至此？难以接受啊！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一败再败。甲午战争，泱泱大国败给蕞尔小邦，懵懂，费解。直到抗日战争全面暴发，中国人才开始明白：不是坐天下的问题，这是异族的侵掠。但这还不是答案的全部。
一百多年过去，中日历史上的纠葛已经成为一门学问，成果汗牛充栋。《八佰》呼应了近百年的反思！葛瑞2014年夏天正式接触《八佰》项目，2015年一年，“处于没有工作的状态，又是工作特别满的一年”。看资料，谈构想，在四行仓库现场体验情境，向爷爷了解战争体验。体现在剧本中，无一处闲笔的片头，就说明了创作是立足于抗战历史研究成果之上的。
湖北保安团是应国民政府的要求守上海的。“守不守得住，就看你们了。……你们是湖北保安团的脸面……”——由士兵抬着行军的长官坐在轿椅上，这样向在玉米地里艰难行军的队伍训话。士兵们则边行边诵：……第九，敬重尊长，第十，爱惜物命，……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。大战即将开始，队伍中却有人说：晚稻都熟了，你们怎么还不着急回去……端午发现了日军，情急之下，他喊的是：叔，快跑！
一剧的开头，常常最能看出创作准备的厚薄和创作意图远近。直到字幕打出：待我成尘时，你将见我的微笑！影片的历史氛围和情境完成得即稳妥又漂亮。这个片头，信息量巨大。守上海，是为脸面，而非为抗战保国；统兵的意识形态还是忠孝节义、礼义廉耻、积德行善，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这一基本真相尚且不明，更没有告知上阵用命的士兵；生死关头，还在想收晚稻的事情，这是“谁坐天下我都一样交皇粮”的农民；发现敌人，不喊班长却喊叔叔，部队建制还停留在曾国藩的湘军时期。凡此种种，诸多不堪，结尾处，谢晋元一句：我们的民族病了！其实难以全面概述。
特派员最后说：……我们的国家，会记住你们所做的这一切，你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，这是我心里的真实所想。——“真正的中国人”，这样的评价，实在让人觉得没有使上劲。但是，把这个定语做些类比，就会发现，这也是唯一能使上劲的话。“真正的”对应的反义词，是虚假的，虚伪的，延伸出去，还可以囊括软弱的、无价值的等等。这个“真正的”，涵义肯定不是指血统的纯粹，我想，他所指向的是一个人的份量。称一盘子苹果，秤盘上有压秤的，有填秤的。真正打动买主的一定是压秤的那几个。人群中也有压秤的，更多是填秤的。四行仓库的守卫者们，当然都是压秤的，是那个年代，中国人中起关键作用的中坚。压秤的对应填秤的，“小人物”反衬“大人物”，这是对小人物内心的另一种揭示，是对大人物的另一种角度的塑造。
一部电影，中日历史问题的诸多思考，中日文化差异、工业打农业、现代和前现代、传统的继承等等，大多触及到了。这是影片的思想深刻处，品质厚重处。
2020年9月
注释：
①《罪与文学》序言 刘再复、林岗 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
